领十万人的兵饷，实际兵数最多六七万。连年征战后，战死、逃跑而未消去军籍的又有十之二三。若据实核算，如今仰仗朝廷供养的八十三万兵众，实数怕还不足四十万。说‘限八人死逃’，不过是逼军镇将领去虚就实，少吃几分空饷罢了。并非是要侵夺寻常军兵的生计。”
景王显然未料到军中竟有此等猫腻，然而他也不是个见人贪渎败坏便三观崩溃的赤子。
虽难觅流露出些震惊、恼怒来，却很快便沉下面容。略一琢磨，便将情绪搁置一旁，照旧回到正题。
“是我无知了。如此看来，几位宰相确实深思熟虑。”
“殿下似乎还有别的疑虑？”
柳世番反客为主，景王却也不恼火，只坦率道，“夫子见笑了。我在想，那些有胆量大吃空饷的将帅，若收到消兵的诏令，是会如宰相们设想的一般，逐年削去虚籍——还是会如诏令上所明言的，将就实在籍者，百人去其八。而他们照旧吃原数的空饷。”
柳世番没有答话。
景王无奈一笑，道，“夫子是否同我一样，也想到坏处去了？”他观摩着柳世番的面色，很快便确信了，“……这便是您的顾虑吗？”
柳世番默认，“此是其一。建中年间，魏博归顺。天子将赵国公主下嫁魏博田家，其后又派黜陟使前往魏博，欲令魏博削兵四万，令其归农。魏博明面上听命罢兵，背地里却将所罢将士召集起来，说，尔等久在军中，各有父母妻子，既为朝廷所罢，如何得衣食谋生？而后田家自出财帛衣物，将这些人重新征召入伍——这些人便成了田家的死忠私兵，感悦田家而怨恨朝廷。焉知此次消兵，就是一样的结果？”
景王琢磨了一会儿，抬眼问道，“既如此，您为什么不反对？”
柳世番叹了口气，不觉便吐起苦水，“因为百姓已不堪重负了。天下四十七镇三百九十余州，河朔诸镇税赋自给，不向朝廷缴纳。陇西、剑南为异族侵占，常年战乱。京畿一代粮米素来仰仗漕运供给，几次兵乱之后，民无余财——天下税赋全赖东南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万户，算来每两户便要养一个兵。竭泽而渔，久之必然生变。消兵减赋势在必行——如今藩镇臣服、四海无战事，正是消兵的好时机。陛下同几位宰执又已拟定了成策，臣岂能贸然反对？”
景王琢磨了一阵，认可了柳世番的想法。
连柳世番都看得出，天子正自以为得计，想要成就一番先帝也未做成的大业，何况是景王这个亲儿子？这会儿你去同他说，你们这么搞是胡闹——他定然听不进去。
何况柳世番还在户部尚书任上，日后定然有许多细节需得他去实行。若此刻他开口反对，就算日后竭尽全力助他们成事，可一旦真如他所预料的出了问题，他们也定然会怀疑他不曾尽心、甚至从中作梗。
“依您看来，这策略可行吗？”景王又问。
这话便问得太不谨慎了——若可行，柳世番便不该说不祥之言。若不可行，不在天子面前力争，却背地里在亲王跟前诽谤，罪过就更大了。
但这位景王几次三番说出出人意表的话，柳世番忍不住就想试探他更多。
他并没有立刻以正言驳回，而是反问道，“可行又如何，不可行又如何？”
景王道，“夫子有夫子的不便，我身为人子，却也有为人子的方便。您不能说的话，我未必不能说。”
——这少年竟真是这么想的。
此情此景此少年，令柳世番不由就想起些往事来。
贞元中，他刚刚崭露头角便得到当时太子的赏识。一日同太子说起朝中弊政，太子也同眼下这位景王一样，道是将向天子进谏，以纠正此弊政。彼时柳世番年少天真，觉着若果真如此，善莫大焉。然而当时的太子侍读却规劝太子，“您身为太子，只需每日视膳问安便可，无需过问朝政。陛下在位日久，若有小人离间，说您收买人心，你该如何自辩？”太子感念不已，道，“若不是您，我哪能听到这一席话。”进谏之事便也不了了之。
时至今日，柳世番依旧厌恶这些自保之道。
可身在权力的漩涡之中，若连这些规则都不懂，迟早死无葬身之地。他厌恶的其实是这个不明哲保身、便寸步难行的朝堂。
因而他更厌恶当年那个向太子进言的侍读，他就那么理所当然的告诉日后的君王——比起背上收买民心的猜忌，百姓疾苦算什么？他将一个本该正气浩然的储君，变得功利如市井商贾。还离间了父子亲情。
可若无人说这些，太子也许当真无法平安活到登基那日。
不过话又说回来，平安登基了又如何？不也一样重病缠身，没等施展抱负便被迫退位？而那个传授太子保身之道的太子侍读，也没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掌权没半年，便牵累他们一行人身败名裂，死的死、贬的贬。
柳世番道，“天下局势云波诡谲、错综复杂，可行与否，不是一句话就能论断的。消兵势在必行，眼下又正是时机。纵使不行此计策，也必得行别的消兵之策。而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