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是带着希冀问出这句话的，像是自暗处来，首次暴露在阳光下的双手，渴望有人来握住。
于是我一把摘掉护目镜，粲然一笑：当然要。
那时我目光所及，尽是圣莫里茨鸽子灰的天空，说不上多晴朗，只零零散散漂浮几朵滚着金边的白云，这个叫周朗的男人，他那张温柔而忧伤的脸便印在其间，叫我在很久以后都无法忘怀。
这是我同他的最后一点好时光。
他的臂弯紧了又松，松了又紧，可到底，还是松开，我便犹如一片羽毛，没入雪中，寒冷透过厚厚的衣，阵阵牙酸般包裹住我。
他垂首，一点薄雪飘至我眉间，不一会儿，化成水珠，从眼角滑落，他一边替我擦去，一边弯着嘴角回忆起往事。
我记不大清了，应当是十七岁那年，我孤身前往英国，去到爱丁堡念书。在那里，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也没有钱，租住在蓝桥街最廉价的公寓，老鼠足足有砂锅那么大，常伴我入眠的是隔壁英国老夫妇的鼾声。
他说：我可不是会朝家里要钱的孩子，而我又高估了自己，原来我在学校只是个普通人，连奖学金的边都摸不到。
但是我可以接受，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所以学业之余，像所有勤工俭学的学生一样，我用自己还算说得过去的画技挣了属于自己的第一笔钱。
那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妇人，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模样，暗红而杂乱的发，褐色雀斑点缀在她白得过分的皮肤上，像是什么童话书里跑出来的神仙教母，我以为她是来告诉我，我是流落人间的灰姑娘。
我听得笑了一下，他也笑了，淡淡的。
她整了整自己破了洞的衣服，十分有姿态，而后她接过画，却哭了，说谢谢我将她画得那样美，我有些难过，便说女士，请别哭，您的五英镑我退还给您，没什么不会过去的。
因为我也早瞧见过她，冬天一大早便挎着装满小饼干的藤篮出门兜售，往往我下了课，路过公园，她甚至一个还没卖出去。
爱丁堡雾蒙蒙的冬晨，她笑着，眼睛里流淌着悲伤，她说自己是上世纪随丈夫私奔来英国的爱尔兰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由于没有护照只能在矿场打黑工，最后操劳过度，病倒了，他们唯一的孩子也因为流感夭折了。
现在快要死去的丈夫有一个愿望，他想看看曾经的她，这时我的肚子叫了，于是临走前她塞给我几块小饼干。
已经完全冷透了，可我当时却觉得美味极了，坐在喷泉池旁，囫囵吞下去，说来真是可笑，那便是我的早饭了。
后来，她总是来送饼干给我，说托我的福，她的丈夫看起来好多了，她还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她的丈夫头发花白，眼窝深陷，见我来了，还要十分艰难地起身迎接。
威尔逊夫人烙的薄饼棒极了，热乎乎的，一点不像英国的生活，我很喜欢，我们三人好像非常融洽，我也总偷偷塞一些零钱在盘子下作为餐费。
可是某一天，威尔逊夫人不来找我了，去敲她家的门，也没人开，正值期末，忙得紧，我也没有太在意，直到
说到这里，兄长昂头，褪去护目镜的双眸朝鸽子灰的天空探去，阳光渐渐消弭，冬雪再次飘零，随风刮裹天地间，他黑而软的发梢被微微带起。
直到那天，这件事登了报，钱伯街有两个爱尔兰人死在家中，一个是病死，一个是上吊自杀。
后来的日子，我不断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因为我没有坚持敲门，所以害死了他们呢？
没有人能为我解答。
于是我开始练习滑雪，那种从最高处滑落的跌宕，让我忘记一切忧心的事，从比这还要陡的山坡上摔下去，额头摔了个大口子。
他摸了摸额头，随后用一种我看不懂的神色，笑了起来。
结果被无聊的狗仔拍到，传回国内，父亲当晚就致电，勒令我不准玩物丧志，我就是那时候，学会了抽烟，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啊。
故事讲完，长久无言，他重新把我从雪地捞起，准备再来一次训练，可我就在这时，伸出双臂，环抱住他。
这不怪你，大哥，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我几乎想象出一个从小被人称为天才的少年，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叫别人不对他失望，他争破头，是因为心怀希望，他想要的也许不过是来自父亲的一点关心，可后来他发现行不通，于是他压抑本身的欲望，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天才。
忘了它吧，迟疑着，我的手还是轻柔抚上他的背脊，原本他的头正对我的肩，保持着距离，但他忽然一点点收紧抱住我的胳膊，一言不发地将头埋进我肩头，我说，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这样温柔的他，究竟错在哪里？我说不出。
阿森被父亲抛弃，我成为私生女，兄长被亚人格耽误。
我们都错了吗？
不是的，是命运待我们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