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这两日，两人回家之后就总是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安排而起争论。最过分的是有一天贺卿在梦里做了一份Jing妙的计划，惊醒之后，她怕等天一亮自己就忘记了，于是将顾铮也叫了起来，非要用自己在梦里得到的灵感说服他。
但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相处方式对彼此来说都是良性的，能够互相促进，所以这段感情也始终不曾褪色，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深厚，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
……
江南诸事并没有超出预料。在自己承担责任或是抓出罪魁祸首的选择之中，官员们毫无疑问选择了后者。
而掌控绝对力量的官府一旦下定决心做什么事，就算是蓄养了不少家奴，在本地势力庞大的大户们，也是吃不消的。甚至因为彼此之间的了解，他们很快就被拿捏住了七寸，只能任人宰割。
让这些商人们迅速地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那点儿心思，早被人看得明明白白。
而朝廷大约是深谙“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手段，降服了这些商人之后，又对他们网开一面，并没有过分谴责，甚至还替他们提供了目前困境的解决办法：不是想兼并更多桑园吗？只要提高作坊工人的待遇，让他们过得比那些桑农好太多，自然能吸引更多桑农放弃手中的土地，而选择进入工厂。
虽然这样一来，得到和支出相互抵消，似乎并没有占便宜，但是在江南的话语权，却是更高了。
要知道，从来都是垄断的生意更好做。
而朝廷，则是趁着这个机会，推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底层工人的各项权益，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加安定的生活。
自然，这项措施又一次为朝廷收拢了大批人心，就连那些桑农们，被放出去之后也纷纷转变态度。——朝廷的政策说得分明，想要免税，可以将桑园重新改成粮田，若是坚持种桑养蚕，那就不要得陇望蜀。不过他们的困境，也不是完全无法解决。
家庭式的小作坊没有任何竞争力，比不过大户，他们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大家的桑树，蚕丝和织机加在一起，规模并不弱于大作坊，若是一体收获，养殖，纺织和销售，自然能够提高竞争力。
而在这样巨大的动荡之中，江南某县村民状告女儿的事，几乎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浪。
这个叫赵三的村民，家中有一子一女。前几年县里的黄家作坊招工，女儿赵雀儿被选入。据赵三说，女儿赵雀儿进城之后，几年来没有回过一次家，更没有往家里捎过一次钱。而她年幼时，家中曾替她定下一门亲事，如今对方家中长辈病重，要求赵家把赵雀儿嫁过去冲喜。赵三入城接女儿回家，却被赵雀儿拒绝，不肯认生父，更不肯履行婚约。
因为赵雀儿手艺了得，是黄家作坊里顶尖的织娘之一，黄家自然也不肯放人，帮着赵雀儿赶走了赵三。于是赵三一怒之下，告到了县衙。
不过赵雀儿对此事又有不同说法。
她从几岁开始就帮着家里干活，却一直都吃不饱，什么好东西都要让给哥哥。所谓“婚事”，其实是换亲。
两家都娶不起媳妇，又都有女儿，于是索性互相把女儿换给对方做媳妇，如此可以节省彩礼和聘金。只因赵雀儿当时年纪太小，夫家不愿意白白养她几年，这才没有立刻出嫁。
而她的那个未婚夫，是个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旁人照顾的傻子。所以他的母亲病重，忧心无人照料，才借口冲喜要求赵雀儿嫁过去，照顾傻子并替他家传宗接代。
赵雀儿当初正是不愿意答应这门婚事，从家中逃出来，后来机缘巧合加入黄家作坊，成了织娘。如今她有手艺和银子傍身，日子过得好好的，自然更不愿意回到火坑里去。
这个案子并不大，却非常复杂，县令一时也决断不下。
大楚虽然有律法，但很多方面都有漏洞甚或完全空白，所以断案时，律例只能作为参考，更多的则是需要亲民官自己来判断，而判断的标准，往往也是道德、情理而非法规。
但是从情理上来说，两方的诉求都是对的。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赵三生养女儿，而且法律铭文规定，父母在，孩子不能留私产，他要求赵雀儿交出这些年存下的银钱，似乎理所应当。而婚姻则一向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赵雀儿也不该反抗。
可父亲要把自己嫁给一个傻子，赵雀儿逃走也在情理之中，就是说到皇帝面前也能说得过去。并且这种做法，其实也暗含了圣人“小杖受大杖走”的孝道要求。
于是最终，这位县令选择了和稀泥。
因为婚事是换亲来的，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民间这种做法并不为道德所许可，所以他判定这门亲事无效。但赵雀儿的哥哥已经娶了妻，又不能把人退回去，所以他又判赵雀儿将积蓄拿出来，给哥哥做聘礼，如此一来，对方也就无话可说了。
另外，因为法律规定孩子不能有私产，所以在赵雀儿结婚之前，除了日常花费之外，所有的收入都要上交给父母。
其实县令这么判定，是出于好心，希望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