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我的来头，以及这么做筹码多大，毕竟，他跟于参谋长是老朋友，跟我可不熟，跟你就更是头一回见了。”
“那直接拒绝你不就完了？要有原则有规定，就全照那个来办事，不就简单很多吗？别人也挑不出他的错。”
“小傻子，他要这么办事，早给人踹下去了，哪还能一直坐到那个位子？这些事啊，你确实不懂，不过你说的也对，你还是别懂的好。”
王铮撇嘴说：“哥，我跟你说两句实话行吗？你别生气。”
“说吧。”
“那我说了啊。”王铮想了想，轻声说，“我知道你为了我，连于萱爸爸都找上了，背地里还不知花了多少功夫，你这么替我着想，我说不用你帮，是太不懂事，也太自以为是了，可是我真心觉得，我不想你帮我这个忙。”
徐文耀似乎早料到他会这么说，也不生气，一边开车一边说：“行，给你个机会，痛快说你的真实想法，别藏着掖着。”
“我不愿你插手我的事，是因为那个对其他人不公平，我如果走了这个后门，那我不也成了我们系副主任那样的人吗？还有啊，我觉得自己现在还不够资格，我是在学术上有点小成绩，但那点小成绩还不足以成为业内专家对我关注侧目的地步。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徐文耀扑哧一下笑出了声，立即说：“对不起对不起，你继续。”
王铮恼火地说：“不说了，你根本就不听，听了也在肚子里笑我。”
“我真没笑，好啦，我是有那么点想笑，别生气啊，我错了，我不该想笑的。”徐文耀凑过去亲了他一下，笑嘻嘻地说，“谁让你这么可爱，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可爱。”
“滚。”
徐文耀哈哈大笑，欢快地开着车，打开音响，车里立即流淌出一串钢琴如水的旋律，是贝多芬的钢琴小品，从到，王铮听了一会，渐渐不生气了，打破沉默说：“我说真的，你别管我这个事了啊。”
“好，不管了。”徐文耀想也不想，立即回答。
王铮反倒意外了，问：“这么好说话？”
“要不然怎么办？”徐文耀笑着说，“谁让我找了这么个容易较真的老师呢？”
“你还是赶紧说转折句吧。”王铮没好气地说，“这么通情达理，我不习惯。”
“是你强烈要求的啊，那我就顺应民意，说两句？”
“别废话了。”
“小铮啊，我觉得你把原则这种东西太当回事，以至于不懂变通。”徐文耀和颜悦色地说，“你的大致想法我了解，往大方面说，就是自由主义，个人奋斗，你觉得这样才叫公平，若人人如此，那这个社会就会多点公义和秩序，若这个社会没有，那你起码也做到问心无愧，是这个意思，对吧？”
“这么讲也可以。”
“你这一套，在西方国家都行不通，别说在我们国家。大道理我就不跟你说了，讲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吧。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美国大学中有很多学生搞的政治社团，有些在我看来纯粹扯淡，但有些还是做了点实际工作。我呆的大学比一般州立大学好，但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名校，可是校风很自由，颇有点英国味，一块租公寓的哥们是个激进的环保分子，他们整天没事找事，看见点污染就吵吵嚷嚷，可惜美国这方面法律越来越完善，哥几个能体现自我价值的地方挺有限，我常常开他们玩笑说他们生错了国家，要是在发展中国家，这几个哥们估计得乐死。”
“后来有天，终于让他们发现了一件大事，有家三十年前的药厂往一个湖区填埋废品，过了这么多年，后遗症才开始被发现。那几个哥们一下兴奋了，好不容易找到为革命事业发光发热的地方，可等他们真正接触了，才发现问题复杂得很。那家工厂早已拆成三块，被三家不同公司收购，就是说，找直接责任人很困难，虽说按照法律，这三家公司都要赔偿，但赔多少，怎么赔，对方当然想尽一切办法推托了事。司法程序放哪个国家都冗长，就是卡夫卡在中描写的那样，当个人面对一个庞大的体制机器，那种无能为力感是直接而压倒性的。”
“后来怎样？”
“后来啊，问题解决了。你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他们借助媒体？”
“媒体早就曝光这件事了，但他们只对这个事感兴趣了一会。很快就有层出不穷的其他新鲜事替代了对这件事的关注。”
“那怎么办呢？”
“你绝对想不到，他们利用的是政客。”徐文耀笑了笑，说，“在选举中，环境议题是一贯的口号，但很少有竞选者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我那位同住的哥们出身美国上层阶级，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人，于是他想了个办法，把信息传递给其中一位候选人，而那个人，正好与他的竞争对手在支持率上不相上下。于是那位政客出面了，又是演讲，又是敦促法院受理，又是拍宣传片，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出三个月，这件案子就审完了，同时为他自己赢得好名声，对那个人来说，这件事就成为他仕途的一张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