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福，乃第二任两淮盐政，乾隆十五年上任。
也就是说，从乾隆十年起，近二十年的时间内，三任盐政总共应该向国库缴纳一千一百万两白银，除去皇帝南巡花销的四百多万两和尤拔世主动上交的十九万两外，还有六百八十一万两白银不知下落。这一结果令皇帝瞠目结舌，这远远大于当年的恰克图走私案，朝野上下又是一片哗然。
吉庆去世后，普福刚一上任，盐商们就像伺候吉庆一样纷纷来孝敬。普福胆子小，明面上的贿赂，一律拒收。盐商们只得另想办法。于是，纷纷购买田宅和器物，以其他名义送给普福。七年后，普福离任，临走时从盐务的账上“借”走四万两白银，还推说自己没有路费，盐商们又凑了一万两给他。但普福平时衣着简朴，皇帝一直以为普福清廉，曾多次褒奖。
盐商们被高恒剥削多年，敢怒不敢言。高恒临走，还对盐商们许下承诺，会继续“照顾”大家。新上任的尤拔世的地位和背景都远不如高恒，所以盐商们都仗着有高恒撑腰，对尤拔世非常怠慢。尤拔世在内帐中看出端倪异常，便上折子，直接告到皇帝面前。
而高桓比较特殊。高家本是皇帝的绝对亲信，不说高桓乃高斌的亲子，现任河道总督的高晋是高斌的侄子。高恒以荫生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出监山海关、淮安、张家口榷税，署长芦盐政、天津总兵。父高斌卒于任上后，他便请求皇帝让他担任两淮盐政，皇帝准了。
高桓，第三任两淮盐政，乾隆二十二年上任。
这三人自然是调查重点。详细的调查结果是：
吉庆，乃第一任两淮盐政，乾隆十年上任。
这瑞贵人自在乾隆二十五年东巡中开始伺候皇帝后，便开始身体不佳，太医只说她虚损，但虚损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她身体不好，自然不怎么能伺候皇帝。令贵妃并德保观保一家很着急，依博尔也常为这位堂妹惋惜。皇帝曾召叶天士给她看诊，叶天士也说不出确切原因，喝药也并不见好。她位分低，又不受宠，并没有人怀疑是其他原因。但调查二十八年九洲清晏走水案的时候，便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因奕禄和德保关系亲近，他一直觉得此事蹊跷，于是继续调查。
奕禄和夫人李氏仔细探究，发现瑞贵人每次按例收到新衣服的时候，头晕就会加重。但衣服是内务府按固定季节添置，由绣坊送来的，检查这些衣服后亦未见异常。后因武贵人告诉了奕禄一件事，她说觉得缎坊的宫女白露形迹可疑，经常蛰蛰蝎蝎，走路的时候四顾右看。
吉庆规定，从他这里领取盐引的盐商，除了正常向朝廷交税外，还要额外给他“孝敬”。盐商们纷纷答应，吉庆赚的盆满钵满。但吉庆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未知，于是，他向皇帝上奏说：两淮地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人口扩张很快，盐不够吃了，希望朝廷能够向两淮地区多发一些盐引。皇帝觉得有道理，就多分拨一些盐引。但吉庆还觉得不够，便自作主张，把明年的盐引，提前发放出去，盐商们提前赚到明年的钱，都喜大普奔。
怒，立刻派了傅恒负责立案严查。
傅恒组织了官方和民间双|重|调查，民间调查是由普达娃通过范家，深入两淮细查。最后傅恒上奏说：“两淮商人迭荷恩赏卿衔，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视为己资，两淮盐商二十余年应缴国库息银一千一百万两，除各商借口办理迎接皇帝南巡的工程开支四百多万两和尤拔世上缴的十九万两外，其余已被鲸吞。”
第一任吉庆已死，第二任普福虽然还活着，却在家中抄不出巨额财产，只有第三人高恒家中财产无数，和他实际应有的家产相差太大，可坐实贪污。
高恒刚上任，就召集盐商开会，说匆忙上任，朝廷也没有拨办公费用，家里连个买柴米油盐的钱都没有。盐商们也心领神会，纷纷表示愿意效劳，高恒一次性收入三万两白银。每逢节日，高恒都要大宴盐商，盐商们纷纷要出钱“孝敬”。即使不是特别的日子，高恒也会以各种理由请客吃饭，盐商们纷纷赴宴，从不敢缺席。高恒到盐商家中做客，看到值钱的古董字画，只要在它前面多站一下，这幅字画第二天就会送到高恒府上。高恒贪腐十分嚣张，但碍于他的身份，无人敢上奏弹劾。
奕禄以为白露有偷盗行为，便派人暗中调查，调查的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原来这白露竟是袁春望的“对食“，她经常偷偷摸摸是因为和袁春望幽会。这并非小事，因为袁春望的对食是
不仅如此，每逢吉庆家中有嫁娶、大寿、满月等喜事，盐商们都要送厚礼来孝敬吉庆。吉庆每次都对盐商们哭穷，说自己家中和衙门中“什物无几”，过得可怜。盐商们立即心领神会，筹钱为其置办家具、古玩、字画。这种钱权交易，持续了多年。
前朝这案子揭露了二十年间的旧事，而后宫也揭露了一件陈年旧案，就是关于忻妃之死的真相。揭露的引线是瑞贵人中毒。
普福也已被收监，但拒不承认贪污，傅恒怀疑普福隐匿财产，而且数额一定不小，于是回明皇帝，不动声色，接着调查，引而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