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人之恶尚存，则霸道不可弃。平天下之‘平’，有静亦有动。静者，仁礼渗透；动者，戈以止暴，平衡利益。”
兵戈是用来止暴，而非用来争利。止暴之后，就是平利，要将所得的利益在该邦之民和中国之间进行平衡。
名可秀为什么反对卫希颜提出的殖民经济？因为“人心不患寡而患不均。小到一家，中到一国，大到天下，均是此理”。
殖民经济就是掠夺，以他国之资源蓄本国之富。
在卫希颜那个时空，有所谓的“甘蔗之国”、“棉花之国”、“橡胶之国”，这不是什么美称，而是殖民经济留下的毒瘤，让这些国家被迫形成了单一的经济体系——这对国家发展经济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国家如果贫富分化，那肯定是不稳定的根源。放大到世界也一样，国与国之间贫富分化，世界不可能和谐稳定。单从自然环境讲，那些贫穷的国家因为追求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难道不会影响其他洲和其他国家？只靠一个或几个超级大国能把地球治理好？填了你整个国家也治不好，何况还没那么高风亮节。所以，殖民经济的最后，是苦果大家一起吞。
一个平天下的“平”字，道尽了深奥的道理。
平，不是平均，是平衡。
卫希颜深受教益。
这个万物和谐的思想应该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高文明。而人权，民主，也仅仅是以人类为中心。在人类克了自然后，就被自然反克了。
所以，儒家致“天下太平”的平，是有着平衡之意。只有平衡了，才能稳定。
名可秀道：“儒家仁道，固非天下之共道。致天下太平之德，固非天下之共德。九洲四海，邦国无数。以道为治者，唯吾华夏。王道之仁治，必使中国盛世。然而，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也必使中国国民之性不堪于外患。外邦以‘形而下之器’为治，虽道德不修，物力军力却可大增。中国若不兼修‘形而下之器’，徒以道德，何以挡刀枪？可与侵略之国谈仁义？可以钱帛买和平？——靖康之耻，前车之鉴！”
朱跸、金安节、王纲中、郑刚中等人听到这里，都微微点头。
“周之弱，方有春秋，王道不存。晋之弱，方有五胡乱华，仁道不存。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华夏君子之国也，当奋而不缀，形而上强德，形而下利器，唯自强不息，方可王道如光，永远辉映，照耀万邦。”
台下陡然响起热烈掌声。
学子们激动得脸色chao红，眼睛放亮如有光芒。
“讲得太好了！”
“天行健，道强不息。”
“形而上下，不可或弃。”
“铿！”谯定抬手敲了下铜钟。
殿内立时安静下来。
谯定向名可秀微一颔首，示意其继续。
台上一些学者们在心里默默记录着要点，准备在名可秀阐论之后再发起辩驳。
名可秀的声音清润自信，说道：“吾儒家治世之文明，为世间至道。道之高也，泽被四方。道之终及，天下太平。吾中国者，文明中央之国，必负文明之责任。儒家文明Jing英者，必负道德之义务，格物，致知，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名可秀给儒家道德文明赋予了世界性的责任，平天下，不是一句空言教化的口号，而是要去践履躬行。
“孟子曰：‘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若夫中国如中央，外邦如诸侯，中国固不可恃威强凌诸邦，横行霸道，然则以道平天下，此为儒家践履躬行之务也。”
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诸侯危害了国家，那就改立诸侯。如果这个国家还是干旱水涝（指人治不修破坏天地人造成灾难不止），那就改立国家。
在儒家诸子中，孟子说话是最彻底的——如果国家领导人于国家不利，那就请领导人走路；如果这个国家不利于民众的利益，干脆连国家都改变好了。
名可秀引用孟子的话，表达出儒家必须承担起治平天下的责任：中国既然是政治文明经济的中央之国，当今文明的高点，就必须承担中央之国的责任和义务，有害于天下的事情，就要去制止，有害于天下的国家，就要去推翻或改立——不一定是归入中国之土，但必须是摒弃禽兽之治的、以仁德治民的新国家或新政权。
名可秀道：“王道之国，必有民迁。中国仁治盛国，必有外邦之民迁入。则人口增多，土地、粮食增耗。然则中国可不受民哉？不可也。拒民于外，非仁也。而以人口增多致内民困乏，可为仁哉？亦为不仁也。何解？必利形而下之器——耕作之技、农具、水利、物贸，等等。”
她举出数据道：“以历代国史记载，对比稻谷亩产可知，如今大宋江南每亩均出稻谷四至六石，比之唐代稻谷亩产，增长百分之十四五，比之汉代亩产，增长百分之五十六。若以人口比，大唐最盛时人口八千余万，与大宋现今人口相当，而疆域广过大宋。若中国不强‘形而下之器’，何以养活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