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
突然，门开了，闯进一个手持红宝书的红卫兵小将，看见礼红，他便厉声道：“你是干什幺的？他是被隔离监督看管的走资派，不许探视！”
那个礼红的“粉丝”倒是机灵，忙说：“对不起，她是我请来会诊的医生。”
红小将一瞪眼睛，神情严肃道：“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家伙抗拒革命群众批斗，跳楼自杀未遂，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让他在这里住院就不错了，会个屁诊。“
礼红看了陈副书记一眼，什幺也没说，
默默地走了出去，陈副书记一直目送她出门。
外面，春风已息，满园桃花开得无比灿烂。礼红用眼睛寻找着儿子。忽见一棵花开得最艳的桃树下，一枝低横的树杈上，坐着一对少男少女。他们肩靠肩，头碰头，正在合看一本小人书。那不正是和平与爱军吗？
霎时，礼红的心都融化了。她回望医院小楼，陈副书记正站在二楼窗前，向她招手，她也含笑向那个无缘陪伴她终生的旧恋人挥了挥手。
当她将目光再转向他们后代的身上时，一阵微风吹来，树上落英纷纷。几瓣桃花落在了两个孩子肩头上。礼红深吸了一口春天的空气，真的，那气息有些甜……
礼红是独自回沈阳的，她把和平留在了大连，叮嘱他照顾“陈叔叔”，也就是陈副书记。和平自然喜出望外，他哪里知道，母亲是有意这幺安排的。
礼红放心不下丈夫，匆匆乘火车往沈阳赶。在火车上，望着窗外渐渐黑沉下去的天色，礼红越发归心似箭，她惦记着丙夏啊！怎样才能治好丈夫的耳朵？他们总不能靠纸笔交流一辈子啊。
礼红心中对丙夏充满怜意，在她眼中，丙夏既是丈夫，又是她的孩子。他太单纯，也太幼稚，正因为这样，他的经历才一直不顺。
全国解放后，他们夫妻双双到了沈阳，并同在一所部队医院工作。因为兰妈和小三带着念云兄妹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礼红一到沈阳，就把念云、念竹接到了身边。多年戎马生涯，她觉得亏欠孩子的实在太多太多。
两个孩子都很乖巧，丙夏也当他们是自己的孩子，疼爱至极。
那时的沈阳，许多大工厂刚刚拔地而起，全国各地工程技术人员和劳动者汇集在这座关塞之外最大的都市里，为建设工业基地而奋战。丙夏夫妇生活在这样一个意气风发奋发图强的年代，生活在这样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中，浑身上下也充满了干劲。其结果便是在一九五〇年，家中又新添了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和平。
解放后，丙夏曾回过家乡杨大洼，可惜，那里已没有他什幺亲人。腰山大火之后，日本人曾血洗杨大洼，生存者逃难后，大多就没再返回家园。丙夏看到萧条的故园，眼睛又红了。从此，一去未再回来过。
那样的年代，丙夏正值年轻力壮，夜夜都要在礼红白嫩的玉体上奋战。抚着礼红光溜溜无毛肥屄，手感很特别，有一种难言的美妙。他用手指轻轻掐着肥软的大阴唇，看着上面两个刺字，便会想起妻子所承受过一切凌辱，想起各种东西和形形色色鸡巴在她阴道里、肛门中进进出出的情景，于是，他的物件竟会硬得出奇，有如钢枪，插得礼红狂叫不休。
礼红从来不敢去公共浴池洗澡，也不敢到游泳池游泳，日本鬼子在她肚皮和屄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印记。她平时只在家中用大盆洗澡，丙夏会在洗澡水中加入一些花瓣和香草，使她浴后通体芬芳，又不遭蚊咬。
五十年代，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沈阳有许多苏联专家顾问，以至沈阳人的语言风格都受到了影响，口语中出现许多俄语词汇，诸如将连衣裙称为“普垃圾”，把下水道叫做“马葫芦”
……便是在文化上也丢弃了自家传统，渐渐“斯拉夫化”起来。
如少先队活动中出队旗的仪式、呼号，无一不是模仿人家，看上去好像这里好像东欧某个城市，而不是中国。流行歌曲更是《喀秋莎》、《田野小河边》和《山楂树》、《三套车》什幺的。唱得人们还如醉如痴，陶醉其中，自我感动着。
那时沈阳的穿衣打扮，举止动作，甚至脸上表情都模仿着老毛子。并且也像苏联人那样，热衷于跳交际舞。
不错，苏联专家最喜欢跳舞，以至于在市中心建起了一座舞厅式俱乐部，名为“中苏友谊宫”，这是苏联专家的专用舞场。每逢周末，便有相关领导特意组织附近部队医院的女军医和护士，乘坐大客车前往“友谊宫”，陪伴“老大哥”
们跳舞，以此增进伟大的中苏友谊。至于医院中的男医生，对不起，没份，该干啥干啥去吧，没人请他们。
礼红在众多女军医护士中，是十分出众的，她自然也要去陪老大哥跳舞，这是政治任务，不可以拒绝的。何况她身为党员和抗战老干部，更应该起到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