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萧条，到如今早不见曾经的盛况，大观茶园也没了，只留下了光秃秃一片空地。这一回，没了戏台，又或者，戏台变得像空地一样大了。
穿过北市场，是大北关。
我沿着街道一路往里走。方向是熟悉的，街道却不熟悉。但是这一代都是平房，那一栋黄色的三层小楼十分乍眼。
来到院墙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零星有几朵小红花，呜呜糟糟一团。院门落了锁，似乎有麻雀在房顶做了窝，有人接近，便伶伶利利地飞出老远，不知落在了哪里。
四下寂寥无人，唯有月色寥落。
手脚比之麻雀还要伶俐，爬上墙头纵身一跳，先入眼的是一只树桩。树桩上爬满了绿色的苔藓，盖住了年轮。
天上落了雨，雨霏霏而濛濛，苔藓shi滑。我顶着雨，头侧耳听了会儿，这树桩曾是一株芭蕉。东北的天气不适合种芭蕉，可她就是活了，一到下雨天，雨打芭蕉，叮叮咚咚的，像迎风的风铃。
听了有一会儿，我去了小楼门前。门堂延伸出的盖顶为我挡了雨。这么多年了，我来，他还是会为我挡雨。
门没有锁，咯吱一声便开了。想来是偷懒，当初查封的时候，觉着封了院子便好。时间久了，鬼屋、鬼宅的传言甚嚣尘上，更加没有人敢来了。除了我。
屋子里黑洞洞的，弥漫着灰尘的味道。
我像一只来自过去的、又在现下回归的幽灵，游荡在房子里。我的记忆还在五十年前，能够清晰地还原出当时的景象。你看，小姑坐在侧首的沙发里头，和妈说话，姑父握着小姑的手，含情脉脉地听她说——大抵是听个半懂的，这个洋鬼子，但他就是爱听。翠珠拿着根绳子逗弄多多，小平蹲着，时不时去抓多多的尾巴。大哥在看书，他总是看书。柳叔在一旁抽着烟，那滋味儿可呛鼻哩！
还有。
木质的楼梯似乎被虫蛀了，颤颤巍巍如行将就木的老人，踩在上面须得小心翼翼。他似乎还认得我，这里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还认得我。踩在二楼结实的地面上，我向左看了看，又向右看了看，再回头向楼下看了看。
楼上更黑了。我打开了手电筒，却只能照得一方明亮。要是屋里头也有一轮明月就好了。
每一间屋子我都去瞧了瞧，大同小异的布局，除了尘土，干干净净，什么都没剩下。
不过还是找到些好东西的。有妈心心念念说丢了的全家福，它躲在爸妈卧室衣柜靠墙的缝隙里，只露出一点尖尖角。那时兵荒马乱，人仰马翻，谁会注意一个缝隙？
还有多多喜欢的毛线球，已辨不出本来颜色；还有空的可口可乐瓶，巧克力和八珍梅的包装纸，半截口红，和一页写满了日本假名的作业纸。
还有爸书房的橱窗里，满柜子的酒。
蓦然间周遭的颜色渐渐褪去，只留下了酒的味道。那味道混合着这栋屋子里曾经鲜活的每一分每一秒，却像过了期的粘耗子，皮甜馅苦。
我没有进书房，转身把找到的东西各归各位。
我在屋里待到雨停，然后离开。就像一名普通的过客，只在这处荒凉的驿站歇歇脚，雨停了，便走了，不咎既往。
我就真的再也没回过。
这栋小楼挨过了疯狂的十年，在九十年代作为古建筑文物保护了起来，徒有其表地屹立在车水马龙日新月异的繁华街道中，如同在另一个年代沉睡至今，并再也无法醒来。
与它相伴沉睡的，还有许许多多的，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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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我十八岁，在呼兰读高中。考大学之前，老师找到我，说因为我会讲较流利的俄语，所以学校会保送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就读，来询问我的意见。
我是很有几分傲气的，又有与生俱来的大胆，因此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没有忘记的我对未来职业的愿景，拒绝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我要做一名人民的医生！”
而想做医生的起因，是柳叔说过，我爸身体不好。
只恨我生得晚。我治不到他了，那我就去治其他人吧。
邹大爷最支持我，柳爷爷却举棋不定，可他的身体已不大好，我又是家里的第一个女状元，他无法管束我。
终于，我考中了哈尔滨医科大学。
五年后，我的弟弟依礼回到了沈阳，他考中了沈阳农学院。
而这五年里，柳爷爷去世，至死无法落叶归根；邹大爷在五反期间，刑讯致死，我却连尸首都没带回来。
听说邹大爷最后Jing神状态极差，审问不出任何东西，只会疯癫大笑，嘴里唱着诗：“......你看我接的好不好？少年事，少年狂，半生赴疆；骤雨浊身又何妨，酒过剑锋芒。平生事，何犹记，登高歌一曲；歌我山河今无恙，国泰民安康......”
我和依礼给两位长辈戴了三年孝，这似乎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日子更苦了，但勉强过得去，我唯一依仗的只有傲人的成绩，我用这成绩减免了学费和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