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二者是因为有女娲为皇的内容，后二者则是对女皇武则天多有褒扬，话本流行后便引起了很多儒生的不满和抨击，联名上书出版局要求查禁。当时前后两任礼部参政恰是谯定、宋藻，对女娲和武则天不存在偏见，而且知道话本的撰写者与名可秀、卫希颜有关联，于是便借用理学对儒学的释义，引经据典驳回了儒生的上书，将事态平了下去。尽管有儒生还愤愤不平，但也只能平日里说说嘴泄愤。而闹出这场官司的话本在民间却是更火了。
而从今年五月起，民间说唱最火的就是王师大战吐蕃了，什么演义公案等都得靠后站一站，等这波热chao过了再说。
但是，就在坊间津津乐道王师大捷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事实上，在吐蕃战争发动之前，朝堂上就有异议。工部参政胡寅、吏部侍郎朱松、刑部侍郎张九成、学士院承旨曾几等人，都反对出兵吐蕃。又有门下谏院的弹劾最激烈，左谏议大夫周葵在奏折中直斥卫希颜“穷兵黩武，必陷国家于汉武之祸……”两府决议以讨伐吐蕃奴隶制为师出之名，胡寅讥道“既出兵，何患无辞！”讥讽朝廷是在为出兵找借口。
至战争深入，朝野非议之声一直未绝。
之前历次战争，也被翻了出来，除了灭金战争外，大宋在南洋、在交趾、在大理的战事都被扯出来，批评两府为一国之利而起兵戈，不合仁义之道，抨击卫希颜“好大喜功，妄起征伐”，就连从麻逸国买下瑞宋岛也被批评了，说是“以贱买土，行骗而得”，杨泰水师和平收服琉求（台湾），也被批为“恃强凌弱，武力服人”，云云。
虽然这些非战之论还不能动摇朝廷的决策，但在士林形成了不好的影响。
十月的时候，吐蕃战争胜利，曾经没有被大唐征服的吐蕃如今成了大宋帝国的领土，让帝国无数军民都感到骄傲自豪；但是，批评、非议之声也不小。
尽管官报和多数报纸都对吐蕃战争歌功颂德，但在其他学派创办的报纸上，批评之声别开生面，比如程学创办的上就有讽刺尖锐的文章——“吐蕃之后，枢密兵锋何指？”矛头直指卫希颜。
这些报纸的影响虽然不及和这些报纸影响大，但也有各自的读者群和影响面。随着一传十、十传百，非战的议论渐渐让国子监、太学和书院的许多学子们产生了迷惘：大宋到底该不该发动对外战争？
而在主战派和反战派官员之间，还有一批立场中立的官员在观望着，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帝国的战争。
各派系的官员和儒家士林都在关注卫希颜将做出什么反应。
十二月初一，大庆殿大朝会。
在百官朝拜之后，按例是官员奏事或皇帝面询个别官员。
站在武官之首的卫希颜当先出列，神色清冷，拱手对皇帝道：“禀陛下，枢密院执国家兵事，近闻朝野有非战之声，为免异论搅朝，臣请在陛前阐发国家征战之义——请陛下允准。”
赵昚目光一亮。
这几个月来，那些非战言论也很让皇帝困扰。从卫国师说的国家利益来讲，对外战争扩大疆土是对国家有利的；但从圣人仁义来讲，发动战争又是不仁的——两者该如何抉择呢？赵昚成为储君后的老师就是太傅胡安国，还有翰林国学士邵伯温、苏澹，以及另外两位阁学士，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胡安国，毕竟朝夕相处，一直被教以正己、修圣人之德，仁以天下，尽管胡安国已在七年前离世，但他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年轻的皇帝。然而，这些思想无法解读帝国的战争，这让皇帝产生了迷惘。
他压下迫切的心绪，端然稳重道：“准。”
朝殿上一下肃然起来，升朝官们都支长了耳朵，胡寅等人则在暗中揣测着卫希颜会怎么说，脑子里过滤着经义，随时准备反驳。
卫希颜拱手向皇帝一礼，微微侧身而立，一袭紫袍大袖的官服穿在她身上，有一种旁人无法及的峻拔气势，又带着从容自若的气度，道：“要说征战，五经之中，以所言为多。”
工部参政胡寅立即接下话头，道：“明上下之序，分华夷之别，其要义为尊王攘夷，故有征战之言，然仍以礼为重。”
吏部侍郎朱松接道：“夷狄未侵中国，则无‘攘夷’之起。言征战，非任意兴兵讨伐。”
比如南洋那几国，可有入侵中国的？又如吐蕃，sao扰宋朝边境的青唐部已经在神宗朝被官军归入河湟，此后未有东侵之事，中国何以发动战争“攘夷”？——北周还能说吐蕃与甘肃西夏小王朝勾结图谋河湟，但大宋可有“攘夷”之由？
卫希颜道：“何为夷？夷狄者，禽兽也！——儒家多为此论。不过论事当有实证，本于道理。请问诸位，何以说夷狄是禽兽？可有依据和道理？”
胡寅答道：“有礼者为人，无礼者禽兽。”
朱松道：“曰，‘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
刑部侍郎张九成道：“‘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
这是上的话。聚，共也，麀（yōu）指母鹿